道路上到处是血迹，连天空也雾蒙蒙，随风飘来的都是血腥气。有人哭嚎，有人反抗，有人倒地，唯有野狗兴奋的大叫。

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总比不过手握钢枪的魔鬼。这里是南京，六朝古都，它见证过几代王朝的兴与衰。而在这个漫长的冬季里，沉寂的它记下了最深重的疤。

一、国民党退守始末

1937年11月18日，中国统帅部在南京召开了最后一次高级将领会议。

淞沪会战失利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军将领都认为南京无兵可守，理当后撤。

但唐生智以南京为国都为由向蒋介石提议死守，蒋介石同意了。

然而蒋介石认可的不是唐生智的计划或军事才能，而是对德国和苏联抱有幻想，认为这两个国家会插手。

可现实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战报雪花般飞进司令部，但无一是喜讯。

蒋介石抱以万分期盼的外国势力并未从中调停，日军已经攻到江阴。

当一声巨响后，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悉数沉没在海中，南京政府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依然告破。

12月10日，日军已经围城，对南京的总攻开始了。

眼看局势如此，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向唐生智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然而唐生智自作主张并没有向城外部队下达撤退指令而是命其死守，后退者死。

城外士兵还在极力抵抗，可城内却发生了极为荒唐的一幕——部分高级将官已携款、携家人悄悄渡江逃走。

唐生智

到12日，唐生智眼看大局已去，也用早已准备好的一艘汽艇逃之夭夭，只留下轻飘飘的两字“撤退”。

撤退？如何能撤退？江上无船可用，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们被他们的长官抛弃了。

而更加令人无言的是，部分部队发现主官逃走后他们也选择了逃跑，可如王敬久、宋希濂这类猪狗不如的竟是将城门闭锁，用外城部队的牺牲给他们的逃亡争取时间。

到13日上午，南京城的守卫部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甚至有的部队间为抢夺渡江船只将枪口对准了同袍兄弟。

部队的撤离尚且如此，更何况城内的老百姓？

当南京城沦陷时，50多万市民和9万多军士成了日军刀俎上的鱼肉。

1937年南京沦陷后

第一支进入南京的是来自北路上海派遣军的第十六师团，师团长是中岛今朝吾。在后来的资料中，我们找到了一名来自该师团二十联队的上等兵东史郎的日记：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着……”

而在他的日记中也提到了一个担忧，“我们入城的只有5万余人，不知道他们还剩多少人？”

是啊，加上混迹于群众中的士兵，南京城里有着近60万众，怎么还能被5万日军屠了城呢？

二、犯罪者的供述

5万日军对60万中国人似乎是一人一口唾沫的事，然而这是把自己放到上帝视角了。南京的现实情况比看似的一比十复杂得多。

通过上文的描述，大家已经知道剩下的九万多士兵是什么状况，他们是前线溃退下来的士兵和原本就在后方重伤未愈的伤患。

他们手里或许有枪，但没有子弹；他们或许意识清醒，但早已站不起来、握不了刀；他们或许四肢完好，但已几日水米未进。

更重要的是混乱的南京保卫战已经打到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已想不起要反抗了。

士兵都不敢动手，就更别说那些也被饿了七八天还躲得异常分散的老百姓了。

当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签署“杀掉所有俘虏”的命令后，南京瞬间成为人间炼狱，到处都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

日本鬼子也不傻，他们用枪炮和诱哄让中国人分成了一小股一小股。

“换地方”、“发吃的”、“优待俘虏”……就像纳粹的洗澡谎言一样，日本鬼子将一批又一批的心怀幻想的中国人送上了通往地狱的道路。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民不是没有发起过反抗，但没有枪炮的他们大多只能选择突围，并不能解救更多同胞。

日军第3师团步兵第34联队分队长曾根一夫在回忆南京大屠杀时，曾提到过一件事。

他回忆道，有五名日本兵想去强暴妇女，当他们走入村落并准备动手时有人冲了出来。一个、两个、三个……一群，最后这五人衣服被剥光，阳具也被割掉了。

而当他们要回去报复时，村子里的人早已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这样小的零星反抗并不多见，但也不少，只是规模实在太小，逐渐被历史所遗忘。

而被俘的国军也有过抵抗，比如草鞋峡暴动。

日本作家藤原审尔在《众所周知的事——百万支那派遣军造成的中国妇女受难记》一书中有一段参与此事的日军步兵第65联队士兵的叙述：

在我们来清理的前夜，两个机枪小队奉命一起从路上朝集中在下面沙滩上的人群射击，发布此命令的高级军官大概认为：对方没有防备，加上已断粮一星期，体力已消耗殆尽，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而他们失算了。他们忽视了那些面临死亡的人们发疯般挣扎所爆发出的异常力量……夜幕刚一降临，机枪就咆哮着开始射击了。

“哇”地一声，难民们的火一下爆发出来。刹那间，他们意识到喷着火舌的机枪意味着什么。他们大声呐喊着像雪崩似地朝着机枪小队冲过去。毕竟是潮水般人群，就像聚集着覆盖整个宫城前广场的人群，满腔怒火地蜂拥而至，两个机枪小队一下被冲垮了。

后来据考证，这里提到的难民正是日军俘虏的约两千人的国军部队，他们中约有千人逃出生天。所以，那些将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丧命的责任归咎到中国人没血性的都是畜生！受害者从来不该成为有罪的那一方。

三、“要为30万遇难同胞说句公道话”

我们三十万同胞的灵魂还没有得到安息，因为他们至今没等来加害者的一句道歉！当我们在学习历史、悼念同胞的时候，日本政府在删减甚至编造历史。他们在等着我们遗忘……

1937年，日本兵冲入南京城的那一刻，许多人的平凡生活戛然而止。

陈德寿老人

那年只有6岁的陈德寿至今一直有一个遗憾——“姑姑还没喝上一口糖水。”

街上起火了，父亲冲出去救火再也没回来，而姑姑陈宝珠则被侮辱不成的日军连刺六刀。

姑姑年纪还小，以为喝口糖水就不疼了——“姑姑倒在地上，痛的直叫，她想让奶奶给她找口糖水喝。”可惜姑姑最终也没喝到那口糖水，奶奶端来时，她已经咽了气。

还是那一年，只有13岁的岑洪桂亲眼看着自己的弟弟被活活烧死。

日本兵举着火把把他们的稻草房点燃了，岑洪桂和二妹、二弟跟着父母逃了出来，可熟睡的三弟却在那间烧起来的屋子里。

岑洪桂老人

“我想进去救他，可是日本兵阻止我，三弟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就那么被活活地烧死了。”

岑洪桂接受近几年接受采访时依旧情绪激动，他的腿上还留着当年被火燎到的痕迹。他最常对着儿女说的一句话就是：“历史不能忘。再过三百年五百年都不能忘！”

截至去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仅剩54人。

我们难以想象他们这些年是背负着怎样的痛苦活下来的，亲人被害、身上有抹不去的伤痕，而日本政府不愿说一声对不起，还在盼着他们早早死，好让他们彻底否认历史！

但历史不可能被磨灭，受害人永远不会选择沉默。

夏淑琴老人

夏淑琴——为史作证、为和平代言的勇敢者，她向无数人诉说了日本犯下的罪孽。

那一年，她才八岁，家中有九口人。可那一场浩劫后，只有她和四岁大的妹妹活了下来。

夏淑琴不愿自己的经历成为日本政府口中的“虚构”，她一辈子都在为揭开真相而四处奔忙。

1994年，65岁高龄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国土向日本人控诉日军之暴行。2006年，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夏淑琴是“假人证”，77岁的老人愤慨赴日当庭反诉其侵犯名誉权并大获全胜。

“我去日本的目的，就是要把历史讲出来；就是为了让日本政府承认大屠杀；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这位如今已经年近百岁的老人夏淑琴说，她一遍一遍地诉说，为的不是别的，而是为30万遇难同胞说句公道话。

在夏淑琴的影响下，外孙女夏媛和重外孙李玉瀚已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他们不会让历史沉默。

结语：

南京还沉默地矗立在那，它无言的看着一切。那些血蒙蒙的过去我们不必逃避，也不能逃避，如果我们不发声，谁能还30万冤魂一个公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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